无法预见突显了对善意相对人的保护，既表明了相对人在客观上未预见，也表明了在主观上对交易的履行抱有积极态度。
从广义的角度而言，波及范围巨大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对于所有行业及部门的利益均有影响。[11]王利明：《民法分则合同编立法研究》，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
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制度在法律体系中的位置和相对关系有两种立法模式。[19]因此，今后人民法院可直接依据《民法总则》6条的规定对双方的权利义务进行调整，并不限于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形。法国和德国的立法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均遵循了二元模式，同时《2010国际商事合同通则》中所规定的艰难情形虽与我国的情势变更制度无法完全对应，但在体例上还是采用分立模式，将艰难情形与不可抗力分别规定在不同的章节里。[1]林诚二：《民法问题与实例解析》，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2页。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密市三诚物资销售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10]中原审法院认为：双方土地使用权租赁合同签订以后，约定在租期20年内租金仅于2013年后（约合同履行13年后）可做部分调整，该期间职工工资、房租、土地、油料等价格发生了巨大变化，该变化是双方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和防止的，即使预见，也不可预见涨幅会如此之大。
不可抗力的免责条款则规定在债的消灭章节之中，可见在法国民法中对于不可抗力与情势变更两者的定位是非常清晰的。实际上，早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即下发过《通知》，要求涉及石油、焦炭、有色金属等市场属性活泼、长期以来价格波动较大的大宗商品标的物以及股票、期货等风险投资型金融产品标的物的合同，更要慎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日本刑法学者也在本规定中寻求责任主义的宪法根据。
但例外模式主张，责任非难的根据不在于无责任能力状态下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而在于行为人有责地实施原因行为。[69]陈志龙：《法益与刑事立法》，台湾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1992年版，第137页。因此，可以说，正确的结论只有一个，在废止死刑的同时，也必须废止终身监禁……将终身监禁作为死刑的替代物，是想通过第二个错误修正第一个错误，这违反了所有的逻辑。[90]即使行为人实施了不法行为，但倘若他没有责任，国家也不能仅以其实施了不法行为为由追究其刑事责任。
[100]参见日本最高裁判所1973年4月4日判决，载日本《最高裁判所刑事判例集》第27第3号，第265页。[105]从解释论的角度来说，在这种情形下，应当对违反国家规定作限制解释，亦即，这种情形的违反国家规定仅指违反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而不包括违反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只有当行为人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可能性时，才能产生反对动机（才能产生遵从法的动机），进而才具有非难可能性。亦即，使宪法不是单纯地作为审查性规范而存在，而且作为确定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内容的事实性规范而存在。刑法必须在整体上被看作社会的宪章，它是一国范围内个人和平共处的保证。[82]李震山：《人性尊严与人权保障》，台北元照出版社2001年修订版，第3页。
它适用于许多犯罪，尤其是国事罪。[59]显然这只是一种逻辑推理，法益保护原则的主张者从来就没有试图建构犯罪人—危险式刑法，但从刑法的特殊性来说，本文仍然认为法益保护主义是宪法原则。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都需要在宪法与刑法之间进行循环解释。基本理由是，这一规定违反了明确性原则，而明确性原则是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所规定的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其中的人格尊严其实是指人的尊严，也可谓对个人的尊重。第三，一旦被害结果重大，就不问行为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如何，而施加处罚。
[56]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对刑事立法合宪性的审查工作虽然借助于比例原则的三个内容，但是，它从未通过一种有拘束力的方式提出过这个问题，即立法机关追求的目标本身也需要宪法上的正当化。[53] 在2008年的乱伦案判决中，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多数法官在第39行及以下解释道：‘对所追求的目标，由于宪法的原因，刑法规范不会被逾越比该目标要求更严格的限制。
但是，一旦考虑宪法的规定，就会发现这种观点存在疑问。不能认为，一部有漏洞的刑法违反了宪法原则。宪法的基本目的是保护人权，刑法也致力于限制国家机关对公民自由的干涉，宪法与刑法都是公民的大宪章。[39]程汉大主编：《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226页。虽然在中国不存在行政法规制定罚则的现象，但和其他国家刑法一样，中国刑法也存在为数众多的空白刑法（空白刑罚规范）。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宪法的相关规定确定各种受贿罪的保护法益，就是一条有效的路径。
既然需要对刑法以及其他部门法进行合宪性解释，那么，宪法学也应当为合宪性解释提供具体原则。任何被拘禁者，都不可能在其人格不遭受重大障碍的情况下忍耐15年以上的拘禁，这在今天已是不争的事实。
[102] （一）空白刑法是否违宪？ 从世界范围来看，虽然成文的刑罚法规（罚则）一般都由立法机关制定，行政机关的政令或者其他命令不能制定刑罚罚则，但有的国家宪法规定，当法律委任政令制定罚则时，政令可以在委任的范围内制定罚则。（四）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
当今刑法理论的通说采取的是消极的责任主义（参见[日]平野龙一：《刑法总论I》，有斐阁1972年版，第52～53页）。[41]同前注[37]，[日]平野龙一书，第65页。
换言之，立法机关也不得事后进行类推解释，只能在法律中做出解释性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其历史传承性，发挥着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凝聚人心等社会作用，具有宪法价值。一方面，法治国家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保护公民个人自由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46]即使说这是类推解释，也不违反宪法，相反符合宪法关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规定。
例如，刑罚目的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53]参见[德]科讷琉斯·普赫特维茨：《论刑法的机能主义化》，陈昊明译，载《北航法律评论》2014年第1辑，第55页。
最后，在不得发表宪法不保护、刑法所禁止的言论的意义上说，犯罪人与普通公民以及国家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区别。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例如，宪法第14条规定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并不意味着可以用刑法推广先进的科学技术。根据刑法第96条的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
所以，第38条前段不仅对本条后段起统领作用，而且对第39条之下有关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规定都起统领作用。但是，宪法是根本大法，宪法第5条第3款明文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日]西田典之：《刑法总论》，弘文堂2010年第2版，第41页。尊重人意味着肯定人与一般动物的区别。
[69]因此，只有当某种公法益与个人法益具有同质性，能够分解成或者还原成个人法益，是促进人类发展的条件且具有重要价值时，才是值得刑法保护的法益。[76]联邦德国宪法法院1966年10月25日的判决也指出，如果刑罚不以存在责任为前提，就侵害了行为人所享有的基本法第2条第1款的基本权。
例如，不明确的刑法条文不可能完全避免，但是，不能因此就将所有不明确的条文宣布为违反宪法因而无效，而是要通过对刑法的解释，使不明确的法条变成明确的法条。同样，教授们提出的各种理论也都难以对立法者产生约束力。
由于只有保护了这种法益的刑法条文才是合乎宪法的，所以，需要对构成要件进行实质的解释，将不值得科处刑罚的法益侵害行为排除在构成要件之外，将保护了同等或者更为优越的法益的行为，作为违法阻却事由处理。[56]同前注[15]，[德]洛塔尔·库伦文。
